文化是社会存在派生的，并没有什么稳定不变的国民性、食性。随着营养过剩、科学知识的普及，有些传统的关于“吃”的习俗，终究会消失。

冰川思想库特约撰稿

孟隋

随着“大国崛起”，我们对“文化自信”的需求增强不少。很多网友津津乐道吐槽其他国家的饮食，进而对我大中华的饮食文化自信心爆棚。对比韩国泡菜、英国黑暗料理等国外简单粗暴的食物，中华饮食不但制作考究、色香味俱全，而且食材种类冠绝全球。丹麦的生蚝泛滥成灾，呼叫中国人；德国大闸蟹泛滥成灾，呼叫中国人；美国小龙虾泛滥，还是呼叫中国人。然而，人们似乎又觉得“什么都吃”很不光彩，觉得在“吃”上百无禁忌是一种耻辱，很多“地图炮”对广东开炮就是这个理由。最近有报道说，有两人偷了上海徐家汇公园的黑天鹅炖萝卜吃，再次让不少人对中国人的食性大发感慨。

▲上海黑天鹅遭遇黑天鹅事件

古人用“焚琴煮鹤”来形容大煞风景，可见，即使在古代，在“吃”上也是有些禁忌的。古人“吃鹤”，虽不像今天吃黑天鹅那样构成犯罪，但也受人奚落。文明体现在禁忌上，古人闹饥荒吃人时“易子而食”，其实也维持了最低程度的禁忌（至少不吃亲人）。

有些人觉得，在吃上百无禁忌是可耻的，基于这样一个假设：禁忌越少，文明程度就越低，反之则越高。显然，这太简单化了。什么能吃，什么不能吃，是营养与伦理共同作用的结果。比如美国人不吃动物内脏，不是内脏没营养，而是因为美国人长期营养过剩，因而对吃内脏形成了伦理化的观念，觉得吃动物内脏恶心。因此，食材选择，有时就是个伦理或习惯问题。

▲印度集市上出售各类昆虫

有一篇叫《云南人为什么爱吃虫》的文章讲得更透彻：人类祖先普遍喜欢吃各类虫子，比如周天子宴饮都要吃“蚁酱”、罗马人在“最奢华的宴席”上才能享用到树皮蛆。在农业、畜牧业不发达情况下，吃虫子能最有效获取动物蛋白。

后来农业、畜牧业发展起来，吃虫子才变得“恶心”起来——“人类并不是因为虫子肮脏不吃虫子，而是人类不吃虫子后逐渐形成了‘虫子肮脏’的社会心理”。由此可见，在“吃”上的伦理无优劣之分，它和一个社会的生产水平、地理环境、生活方式有关。禁忌让我们感到“文明”，但有些禁忌是过度的、不合理的。禁止吃人等禁忌是出于互利原则，增加对人的生命权的敬畏感；而有些禁忌则是文化问题，像美国人不吃内脏。

因此，“中国人什么都吃”没有什么可耻之处，也不能因此说这就是“野蛮”“未开化”。

真正的问题是营养。现代社会让人们更加相信科学。营养学用科学话语给越来越多的人提供饮食指导，很多迷恋中医观念的老年人，也很在意血糖、胆固醇这些科学话语。不过，仍有很多人迷恋中医“进补”“药食同源”的说法，很多这类传言，都没有科学依据。科学证明野生动物不但在营养成分上没有多少特殊之处，反而增加人类感染寄生虫、未知病毒的机会，但一些人仍觉得野味有更好的滋补功能。除了伦理和营养，人类的“吃”，也在面对环保和法律。人类的祖先早已让很多种动物灭绝，如澳洲土著的祖先，也是最早的澳洲移民，吃光了原本生活在澳洲的恐鸟、袋狼。

这些之前不曾见过人的动物，像徐家汇公园“阅人无数”的黑天鹅一样，在完全意识不到危险的情况下，就被人类猎捕光了。环保的理念成为国际性的政治正确，人类在“吃”上又增加了一道法律的障碍。国际性的政治正确，让那些迷恋野味的中国人显得非常尴尬，这助长某些国人对“什么都吃”的耻辱感。古代中国人为了获得营养，与天斗、与地斗、与人斗的经验很丰富。“什么都可以吃”是中国古人对抗饥饿的经验结晶。中医是指导中国古人营养与健康的知识话语，它的一大成果是将食材的范围扩大到难以想象的程度。看看《本草纲目》会感到吃惊，人中黄、溺白（尿碱）这类物质就不说了，蜘蛛、蝼蛄、铅、水银这些东西都可以入药。中医通过医学和营养学的话语，将中国人的食材来源无限扩大，也将某些口感差、营养价值低的东西“合理化”，甚至神化了。“无物不可入药”从知识上支持了“什么都可以吃”的观念，这些观念，透出来的却是古代人生活的艰难和饥饿程度。往往饥饿程度越高的地区，那里的食材就越多越杂。我岳母老家在皖北淮河泛滥区，文化程度不高的她，保留了老家的很多习俗，比如吃槐花，吃马齿苋，甚至吃人的胎盘。

据她所言，这些东西都有一些药用功效，前两者笔者吃过，口感极差，始终无法适应。这种稀奇古怪的食材选择，想必与淮河泛滥区之前的物质贫困有莫大关系。

吃人的胎盘一直引起巨大的争议（被吃的胎盘已从人体剥离，毕竟也算是人肉）。尽管现代科学证明，吃到肚里去的胎盘，与其他的肉类没多少不同，并无大补之功，但是中国仍有不少地方保留着吃胎盘的习俗。

正是这些习俗，给人“野蛮”“未开化”的印象，但实际上这可能仅是古人对抗饥饿的后遗症。笔者老家河北古代也是赤贫之地，小时候就吃过油炸蚂蚱，中学同学还有吃过烤田鼠的（据说很美味）。

前几年笔者在北京的“驴火店”再看到油炸蚂蚱，是发自内心的吃不下啊，昆虫恶心的观念就像在我内心生根发芽了一样（除非有大规模的饥荒，否则恐怕这辈子都不可能再吃蚂蚱了）。工作后，在山东的菜市场上常会看到蚕蛹，发现买蚕蛹的人中，很少年轻人。这说明文化是社会存在派生的，并没有什么稳定不变的国民性、食性。随着营养过剩、科学知识的普及，有些传统的关于“吃”的习俗终究会消失。

到那时候，公园里的黑天鹅就不用担心被人吃掉了。